谁动了我的大明朝
是我杀了我!

文/全历史 拾贰酱

1644年4月25日,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城,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(今北京市景山),明朝灭亡。历经276年,大明毁于一旦,原因是什么?

常见的说法有三种。

第一种说法,农民军“势不可挡”。

李自成,逼死崇祯帝,建立了大顺政权,可以说是明朝灭亡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他是陕西米脂人,崇祯元年(1628年)被裁撤的驿卒。除了驿卒,陕西地区还有千千万万的军人,被朝廷拖欠饷银36个月之久,再加上连年大旱,别说粮食,连树皮草根都没得吃。这种极端情况下,人们杀知县,抢粮食,揭竿起义,李自成也是其中一员。

朝廷先是派 杨鹤招抚,平定了部分动乱。然而第一批赈灾银,直到崇祯四年才发放,且数量远远不足。接着三边总督 洪承畴上任,采取剿杀政策,山西、陕西、河南等地的叛军基本被消灭。接着,第一任“ 闯王高迎祥被俘, 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首领也只剩下光杆司令,期间多次向明军投降。眼看乱局已定, 崇祯帝却反剿为抚,并连续7次临阵换将,给了 李自成等人喘息的机会。(想了解更多崇祯皇帝的故事,请 a1611年2月6日的北京

祸不单行,东北边境的后金一直骚扰不断,同年皇太极又一次攻入大明边塞,剿寇的洪承畴被调到边关防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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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金的时间地图

因此出现了第二种说法,明亡于后金。那么,大清军队是颠覆明朝的根本力量吗?

这不是皇太极第一次入关,早在崇祯二年(1629年),皇太极就亲率大军绕过宁锦防线直逼大明皇城。兵临城下,皇太极向崇祯提出了议和。

这也不是皇太极最后一次与明议和,崇祯十一年大清入关,皇太极依然伸出了橄榄枝。因为他深知以当时的实力,吞并大明无异于以蛇吞象,清军的骑兵再强悍,明朝军队总数却占据了绝对优势,再加上有利的地形和多线作战,深入中原,不一定能占到便宜。

反观明廷的态度,却从未答应和谈的条件。为什么?是条件太苛刻吗?

并非如此,皇太极没有要求明朝称臣,而是提倡划地而治,如果给点赔偿还愿意做属国。此时大明内外交困,若是外乱平息,就能腾出手来整治内务。于是崇祯帝同意议和,这时,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文官上线了,他们痛斥这种卖国行为,最终议和失败,明朝丧失了防守反击的最后机会。

历史上内忧外患的窘境数不胜数,刘邦面对实力正盛的匈奴,以和亲政策韬光养晦,终于在汉武帝时一雪前耻。与崇祯同时期的俄罗斯沙皇米哈伊尔一世,年少即位,备受国内贵族大臣的制约,还要面临瑞典波兰的虎视眈眈。他先与瑞典议和,避免双线作战,成功拦截波兰的猛烈进攻,为俄国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。然而,崇祯摇摆不定的决策完美错过了所有正确答案。(想了解更多关于刘邦的故事,请a公元前202年2月28日的定陶县

此外,还有第三种说法,明亡于小冰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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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冰期的时间地图

纵观崇祯在位的17年中,灾害频发,大旱与蝗虫并行,还有暴雨地震鼠疫等灾害,导致了粮食歉收。中原大地几乎无岁不饥,无岁不荒,甚至出现了“人相食”的惨状。据统计,崇祯朝人口下降了40%左右,对明朝国力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打击。

但据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数据,明亡后的1660年至1680年以及1850年至1880年,才是中国北方最冷的两个时期,连海南岛都出现了雨雪天气,而其中却出现了康熙盛世。崇祯年间受灾最重的陕西地区有记载旱灾为6年,所谓“十年大旱”的说法并不真实,打倒大明朝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,其义自见。(想了解更多关于康熙的故事,请a1719年4月1日的北京

那么,既不是李自成,也不是清军,明朝到底亡于何人何事?

第一,国家机器的崩溃。

崇祯帝还不至于是一个无道之君,面对民乱如洪水,他也知要兼顾截堵与疏通,所以前期果断采用了招抚政策,并下令开放赈灾的预备仓。然而预备仓的粮也是借来的,能救急却不能救穷,地方官员难为无米之炊。高居庙堂的皇帝不知道的是,大明朝寅吃卯粮由来已久,早就无粮可借,再加上吏治黑暗,赈灾粮经过层层剥削,两月的口粮发到灾民手里只剩两天,才会导致愈救愈穷。

第二,权力体系失衡。

明初设立的锦衣卫东西厂,成为了独立于都察院外的皇帝直属特务机关,制造了冤假错案固然可恨,但文官和厂卫的斗争却促成了奇妙的平衡,双方都能为皇帝所用。崇祯铲除魏忠贤奸党后,本应是吏治清明的大好局面,而不争气的文官集团专注于内斗,17年50相,只知倾轧争权,忘却为国为民的本职。无人抑制的文官集团权力膨胀,昏招频出,大明朝的武将缺少安稳的作战后方,导致了边防空虚。

在位长达8年的崇祯首辅温体仁,对国事一窍不通。

“乱世治兵,盛世治水”,保障农业和边防稳定是立国之本,然立国之本需要高效的机构和大量的人才。从万历开始,便出现官僚集团失控的现象,比如国本之争东林党争事件,意味着明朝的政治已经陷入帕金森定律。(详见规律7 - 认清帕金森定律:走出机构低效的误区)即使推行改革,也难以走出制度发展的惯性误区,或许这就是大明朝难逃一劫的根本原因。(详见规律26 - 路径依赖:制度发展的惯性

历代评价

1、盗贼之祸,历代恒有,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。

——张廷玉《明史》

2、崇祯时,误国辅臣皆指周延儒、温体仁,误国枢臣皆指杨嗣昌陈新甲。然历数前后辅枢,其智睿优长,又推四人最。盖将相乏才,故众口所诋,犹居然冠军,此国事所以不支也。

——李清《三垣笔记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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